有位叫杨笃生的青年，在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给君武写了封绝命信，然后江而死，胡适的朋友任叔永的弟弟也因为生活艰难投井。两位青年的自杀，让胡适慨不已“此二君者，皆有志之士，足以有为也，以悲愤不能自释，遂以一死以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悯也。余年来以为今日之急务为一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若一瞑不视，则真无望矣。”胡适一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写的兰草一诗，标题即为“希望”

人类充满艰辛劳苦，不时在希望中走向悲怆。从集中营到古拉格群岛，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群解放若不是建立于个自救与神独立的基础之上，难免会将这场解放异化为在不同监狱之间转移人民的游戏。就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动庄园》一样，尽拿破仑猪赶走了人，解放了曼纳庄园的动，宣布了所有动一律平等，但是用不了多久，有权有势的拿破仑猪便会学人一样直立行走、谈阔论，把曼纳庄园变成一座“丽新监狱”事实上，从纳粹覆灭到苏军驻，东柏林人便是经历了这样一场“狱间转移”

谈到个自救，有人可能立刻会想到索尔仁尼琴的有关批评“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里钻去。”当然，我并不低估散兵游勇的鱼各自穿越网的价值。显而易见的是，索尔仁尼琴的批评并不适合银行家安迪——他逃后不但没有一走了之，而且撕破了整张渔网。

人，应该在希望中栖居。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站到施恶者一边去想集中营能些什么呢？相反，我认为人应该思考的是自己要什么，而不是逆境要什么。或许，这才是《肖申克的救赎》给予观众的最大收获。“有一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都闪着自由的光辉。”一个自由与幸福的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当作远大前程的人，应该始终如一地保有一“关不住”的神，为那自由的，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红杏墙，关心自我实现，追逐自己的命运。勇敢的人，应当对罪恶视而不见。

由梅尔？吉普森执导并任主角的《勇敢的心》取材于历史，描述的是苏格兰民族英雄华莱士反抗英格兰的民统治的英勇事迹。影片结尾，让人无限伤，英勇的华莱士喊“Freedom”被杀了；《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则是一个了冤狱的银行家如何前后了十九年的时间挖地逃的故事。从某意义上说，场面宏大的《勇敢的心》叙述的是集解放，明修栈，终于功败垂成；而《肖申克的救赎》叙述的却是个自救，暗渡陈仓，善恶有报。

恶行令人目惊心，时常撞伤我的帘，然而我真正关心的，是一个囚犯如何积极生活或抵抗。所以，在所有同题材影片中，《肖申克的救赎》更让我心动与恩。在我心中，这电影甚至会让《勇敢的心》变得黯淡无光。

永不绝望

“你们自由了，这是西德领土。”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当许多西方政治家与特工沾沾自喜，嘘自己的贡献时，柏林人却置之一笑——对于他们来说，柏林墙见证的不是冷战等宏大的字，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穿越网的故事。从主观上说，他们各救自，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集冲破渔网的效果。柏林墙之所以倒掉，是因为即使是那些实施“庸常的邪恶”的卫兵，都要到西边去。如有论者指，正是无数小人以自己的生命和觉悟，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传说，而这个传说的名字就叫“自由”只有此时，你才能明白，人们对自由的追逐，不仅解放了被囚禁者，也解放了绑架者。对自由的追逐因此不是一场胜负归零、你死我活的游戏，而是寻求共同解放的伟大征程。在上帝死去之后，人因为对自由的求取与不懈的自救使自己成为神明。

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有一墙者是“定

德国影片《隧》很好地还原了历史。当无数家和恋人被柏林墙阻隔在自由与不自由的两个世界里时，哈里、弗里希、弗雷特、贝克等人为了把滞留在东德的亲人带到西柏林，在柏林墙下挖掘了一条长145米的地。正是这群起的、不约而同的自救，让“有史以来的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肯尼迪语）变得千疮百孔，弱不禁风。

“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肯尼迪的声音犹在耳边。同样是今天，在柏林墙倒塌了十五年之后，当我再次路过柏林墙旧址，那片郁的历史早已烟消云散，我所见到的只有舒适闲散的日常生活。当年岗哨森严、禁止偷渡的护墙运河上面，漂泊着几艘锈迹斑斑的游船，而运河两岸，早已长满了绿草鲜。